这篇文章翻译于2020年8月16日，原文则刊登在8月10日的New Yorker上。翻译的原稿本来发在我的个人公众号LTikiTaka上，但因为翻译了何伟2022年5月新作的缘故，遭遇了永久封号。我当时写在开头的一大段译序全部因为没有及时备份而消失了。现在只能凭回忆记起来部分，也是很大的一个遗憾：

（我会尽量用当时的口吻还原那篇译序）

上一次读到何伟写疫情是他在半年前发表的成都疫情日记，当时和读新闻学的朋友卷卷就那篇文章聊了许多，我的感觉是那篇文章实在太过“外宾”，或者太像“一块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包裹的嚼到没有任何味道的橡皮糖”了。之后我们有由此出发，从他的“中国三部曲”聊到更深远的非虚构写作。

但这篇文章有所不同，就好像我和卷卷在几个月前的另一次聊天中针对媒体报道边界里的“真”和“善”时所提到的（这段聊天后来被整理成了三篇很长的谈话录，但随着公众号的封禁也暂时看不到了，我会尽快整理出来的！），我可以从中看到一个怀着个体关怀在写作的何伟。在此文里，渴望歌功颂德者能看到歌功颂德，渴望批判反思者能看到批判反思。一切素材的安排也恰如其分。当我读到结尾，看到他与那些学生们道别时，也不禁回忆起半年前，20年初所发生的一切。于是便红着眼眶，唯一一次放弃了对原文的恪守，用自己的语言意译出了最后一句话——“但仅仅是知晓他们在世界上的某处，就让人足够开心了”。

这篇文章的翻译过程也颇为艰涩，因为之前仅仅是一个阅读者，当真正要面对这样一篇长文时，难免还是会心生胆怯。因此，我也尽可能地贴近原文在翻译，可能会产生很多长难句或是“翻译腔”过重的部分，也希望各位多多包涵。

也有几处我比较满意的翻译，比如其实在一开始我是想要把所有的人名全部保留为英文原文的，但这样似乎反而会阻碍中文语境里的阅读，比如西西弗斯，很明显是需要译成中文才可以体现双关含义的，又比如一连串的“艾格尼丝、弗洛伦斯、詹姆斯、大卫、安迪、查尔斯、史蒂夫和布莱恩”，这里实际上是对于名字过于传统的幽默讽刺，如果用英文是体现不出那种带些“翻译腔”的幽默感的。

另外，我也参考了之前阅读他作品所吸收到的很多经验。何伟所继承的“新新闻主义”的写作风格是极其讲究文学系与凝练的结合的。因此我也在后续校对修改的过程中尽量用简洁、短促的句子去传递他的这种风格。

在重返四川大学上课前的几天，我骑车穿过偏僻的校园一角，遇到一个机器人。这台棱角分明的机器约莫齐胸，有四个轮子，大概一辆高尔夫球车长。前面是一个T形装置，似乎是某种检测仪。机器人从我身边滑过，电动马达嗡嗡作响。我转过身，保持15英尺左右的距离尾随着它。

今天是5月27日，距离我上次来到坐落在中国西南成都市郊的四川大学江安校区已经过去三个多月了。2月下旬，当春季学期快要开学时，我曾匆忙赶到校园，从办公室取回了一些资料。当时为了应对始自成都以东700英里外的武汉市新冠病毒，我们开始全国性的封锁隔离已经一个月有余。川大通知全体教职工，至少在学期初的阶段，所有课程均采用线上教学。

在那段日子里，似乎还能通过离开中国的方式逃过疫情危机，大学里的一些外教已经离开了。在美国大使馆领事馆，非必要的工作人员以及外交官配偶和子女都已经撤离，只剩下外交官们留守着。整个2月，我都在向身在美国、担心着我们的亲戚朋友回复电子邮件，向他们保证我的家人都挺好，告诉他们我们决定留在成都，尽管彼时彼刻，新增的确诊人数看起来很骇人。2月20日，当我回学校时，中国官方的新冠死亡人数达到了2236人。

从那时起，这个学期一直在踽踽推进，因为大家对疫情的观望都在变化着。在开学第三周，疫情正式升级为全球性流行病；到第六周，美国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同期的中国。在那一周，中国的边境对外籍人士关闭，撤离的方向也调转了——在美国和欧洲的中国公民，其中大多是学生，都在拼命试图回国。中国是最早经历这场疫情的国家，也是最早控制疫情蔓延并回归到当下语境中正常生活的国家之一。第十一周，我九岁的双胞胎女儿复课了；第十三周，我在后新冠时代第一次坐上飞机。而现在，5月27日——开学后的第十四周，我终于回到了校园。

我跟着那机器人，直至它停在宿舍区的一条街边。一个电子声播报道：“到达站点！”街上空荡荡的，因为大部分本科生还未返校。有一项新规是，除非得到特批，学生一旦返校就后不能出校。川大的每个大门都安装了校准过的人脸识别扫描仪，可以识别戴了口罩的人脸。那天早些时候当我到学校时，一名保安告诉我，在被扫描时要戴好口罩。屏幕上跳出我的名字，旁边我的体温和校园卡号。作为一名教职工，我可以不像学生那样受限地进出校园。

此刻，我和机器人一起等待着，环视着寂静的宿舍。终于，有三个学生从不同的方向走了过来，带着口罩拿着手机，每个人都在机器人背后的触摸屏上输入了一串密码，一个隔层弹开，里面的快递露了出来。

其中一名学生告诉我，她的包裹是在淘宝——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中国最大的电商平台——上下单的。在疫情发生前，学生们在菜鸟快递驿站取快递，菜鸟是另一家由阿里巴巴主要控股的公司，但现在机器人也开始送快递了。她说，机器人在快到宿舍时，给她打过电话和发过短信提醒取件。

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我跟着这个机器人，猜测它会一直把我带到它的主人面前。每当我骑车离得太近，喇叭就会发出警报；如果我绕到它前面，机器人就会停下来。而当我试着冲它喊叫时，它却毫无反应。偶尔，机器会停下来——“到达站点！”——然后戴着口罩的学生就出现了，拿着手机朝我的方向走来。在寂静的校园里，这种感觉就像一部恐怖片：《新冠下的小孩》。（译注：此处作者化用了一部恐怖片的名字：《玉米地的小孩》）

最终，机器人停在了远处校园一角的菜鸟驿站前。一个穿着蓝色马甲的工作人员走出来，开始给它装快递。“我们现在有三台这东西。”他说。他还解释说，菜鸟的工作人员每天晚上都会回到校外的住处，所以机器人可以减少外来人员与学生间的接触。

我重新骑上自行车前往办公室。一路上，我经过了一系列标有“中国健康”的英文字样的白色帐篷。在其中一个帐篷里，一个戴着口罩的护士在一张桌子后面坐着，桌子上有两支装在小盒子里的玻璃体温计。她告诉我，如果检测点发现有人体温偏高，这个人就会被送到帐篷里进行更仔细的检查。如果有必要，下一步就是去校医院做核酸测试。接着我来到办公室，办公桌上有一个包裹。里面装着学校准备的一些东西，以便我重返课堂：包括五个医用外科口罩，一副橡胶手套，一盒欧普拉酒精湿巾。虽然三个月没在，但办公室里的一切看起来都井井有条。有人或什么机器帮我的植物浇过水了。

去年8月我来川大，用英文教授非虚构写作和大一新生写作。我和家人之所以搬到四川省会成都，有部分原因是我曾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以和平队员的身份在四川担任过大学教员。那时候，四川比较穷，我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在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教过书了，一隔就是整整一代人的时间——二十一年。

我怀着重新与中国教育建立联系的愿景回到成都，期待着在教室里与年轻人们相见。但是当春季学期开学的时候，我却发现自己被困在成都市中心的家里，试着学会使用一个由我们学院匆匆准备的网课平台。近三千万大学生正在上网课，全中国还有大约一亿八千万的学生也是如此。从每天早上八点左右开始，学生们登进平台，而这些平台有时会因为在线授课的流量增长而崩溃。很多小学并没有尝试互动课程。我的女儿Ariel和Natasha在当地一所公立学校上三年级，他们的老师发布了短视频课程，家长可以在连接畅通时用流媒体播放。

美国式的Zoom课程会允许每个人都出现在屏幕上，但我在中国认识的老师没有一个人采用这种方式。我们的学生在屏幕上是看不见的：如果打开摄像头，只能看到老师，尽管即使这样也会出问题——在我初期的非虚构写作课上，我曾尝试直播一堂课，但系统的多次宕机和崩溃让我放弃了。之后我就避免了视频直播。每周我都会准备低分辨率的照片、地图和文档进行屏幕共享，然后和学生通过音频和文字进行交流。

在三门课里，我教了大约六十名学生，其中只有一个我在线下见过。我经常点某个名字，让那个学生打开话筒，长此以往，我开始把声音和名字对上了号。中国学生经常给自己起英文名，在信息闭塞的九十年代，我的教室里曾充斥着很多狄更斯式的英文名：一个高大的男孩叫黛茜，一个漂亮的女孩叫椰子。二十年后，我还保留着一个长着雀斑、名叫“懒懒”的同学和一个戴着细框眼镜名叫“黄黄”，以及瘦骨嶙峋得像个四川稻草人的“房子”的照片。那时候农村的中国人很重视照相——他们站姿正式，不苟言笑。

现在我看不见脸，而那些名字似乎也进入了一个更传统的时代。我的大一写作班里有艾格尼丝、弗洛伦斯、詹姆斯、大卫、安迪、查尔斯、史蒂夫和布莱恩。每当这些名字出现在屏幕上，我就会想起在密苏里州中部和我一起长大的孩子们——1980年，我上五年级时，班里有整整三个布莱恩。上一次有美国人给孩子起这个名字得追溯到什么时候？但如今，中国人开始在重庆生养布莱恩。大多数川大的学生都来自这个国家新兴的中产阶级，而我着迷于通过英文名字的变化来反映中国的崛起——也许有一天，随着凯特琳、艾登、麦迪逊的出现，它又将开始潮退。

我很欣慰我的非虚构写作课上有一个叫西西弗斯的高年级学生。还有其他一些不寻常的名字，尽管现在它们往往反映着主人的世故。在一堂新生课上，有一个叫库里的体育迷和一个叫Rakim的说唱迷。库里总是穿着蓝色和金色的球衣、叼着牙套上网课（至少在我的脑补中是这样），他写了一篇探讨中国国足问题的尖锐论文。Rakim分析了一档名为《中国新说唱》的真人秀，不知为何，这档节目禁止任何参赛选手梳脏辫。尽管滞留在湖南东部，Rakim还是对美国少数族裔的适度资本化了如指掌。他写道：“在我看来，这条禁令不仅是对黑人文化的侮辱，也是对参赛者应有权利的冒犯。”

他们的声音来自全国各地。这些年来，作为高等教育大幅进步的一个体现，像川大这样的高校已经稳步摆脱了地域性。我经常给我的学生做调研，以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分散在超过十五个的省市里，从西南边陲的云南到与朝鲜接壤的吉林。但我们所有人在同等的实际情况下开始了新学期。我询问他们的状况时，超过四分之一的学生回答说，他们已经一个月没有走出过自己的家门。

中国的隔离封锁几乎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要严格。作为共产党最基层组织的居委会执行着这些政策，在许多地方，他们会限制每个家庭每两三天只能派一个人外出采购生活必需品。如果一个家庭被怀疑接触过病毒，一边检测和追踪密切接触者，一边封门也不是没有可能。一个九十年代我教过学生发来一张照片，她们社区的一户人家被贴上了加盖了两枚公章的封条。她写道：“我出生后就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但上了年纪的人一定对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她指的是毛派运动。“我们正在变得麻木，从长远来看，这可能比病毒的影响更糟。”

在我自己家中，我能看到我女儿们身上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她们非常渴望与其他孩子交流。但也确实，由于中国严格的隔离政策，加上边境管控和密切接触者追踪，中国大部分社区已经杜绝了病毒的传播。2月20日，也就是我结束隔离返校的那一天，竟然是成都政府最后一次通报发现有社区传播中的感染者。这个城市大约有一千六百万人口，但自二月下旬以来，只有71个确诊病例，且全部是境外输入。几乎每一个病例都涉及到一个乘坐国际航班抵达的中国公民，在机场马上被确诊，直接进行隔离治疗的故事。成都的这套成功在是典型的中国成功。在我的一项调研中，我问学生们是否亲身认识任何被感染者。回答是一个人都没有。

在第六周的时候，我问：”你们目前是否可以在社区范围内外出？你们的流动有什么限制吗？”得到的回答又是一致的：从云南到吉林，我的学生们现在都可以自由活动了。我决定派他们出去做一些报道。

我唯一见过面的学生叫Serena。她住在四川东北部的一个四线城市，父母在那里从事普通职业。每当我在课堂上点Serena名的时候，就会听到交通嘈杂：引擎声、喇叭声、交谈声不绝于耳。开学一段时间后，她解释说，她家的楼房结构很差，墙体很薄，窗外有一条繁忙的马路。和几乎所有的同学一样，Serena是独生子女，但她似乎比同窗们缺少一些对未来的信心。有一次我问我的学生，是否期待自己会比父母那一代生活得更好，在五十二个受访者中，只有Serena和另外两个人认为自己的生活会和父母一样，甚至更糟。

Serena第一次申请我的非虚构写作课程时，我拒绝了她。在我准备来中国上课时，我曾要求申请课程者提交范文，以限制总的学生人数。但秋季学期的第一天，Serena还是来了，然后她发来邮件问我是否可以旁听。我本来不接受旁听生，但她邮件中的一些文字让我重新考虑了一下。我告诉Serena，她可以成为这门课的正式学生。

从一开始，她就脱颖而出。作为英语系学生，她的文字很优美，报道也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她个子小小的、腼腆谦逊，但她似乎也明白，这些品质可以让人在相处时感到轻松。秋季，我让学生们准备开展研究项目，Serena则融入到了一群虔诚的四川天主教徒中——这些教徒们组织静修会，蒙于主的指引下祷告。而为了下一个研究项目，她又混迹于成都的一家同性恋酒吧。这个转折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突兀，因为成都以其基督教和同性恋的社群而闻名。在美国，这样的联系是不合逻辑的——就好比旧金山和科罗拉多与斯普林斯，基督教社区和同性恋社区融合在了一起。但中国的基督徒和同性恋者都代表着边缘群体，他们更有可能在成都这样的天高皇帝远，又以包容性著称的城市蓬勃发展。

Serena的报道代表了我在那个秋季注意到的一种倾向，即很多学生都擅长此道。四川大学是中国排名前三十的高校，但我的学生中鲜有主修媒体研究的。即使在新闻系里，本科生也很少去做田野调查，因为中国的新闻课强调理论。起初，我并不确定自主研究项目是否适合我的学生，尤其是刚参加完高考的新生。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人们对高考的准备愈发激烈，部分原因是由于独生子女家庭往往更加把精力和资源放在教育上。因此，备战高考已经成为一种残酷的差役，高中生很少有机会提升创造力和独立性。

但我很快意识到，尽管高考有种种弊端，但它培养了勤奋的研究者。学生们对枯燥有极高的承受力，这也是有效的新闻工作中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武器。当我向他们解释细节——比如数字、图像、口号、名言、表情——的重要性时，他们就会按图索骥收集数据。我的新生写作课班级全部由工科学生组成，按理说没有理由给他们安排新闻研究项目，但也没有人抱怨。甚至即使作为独生子女，他们似乎也没有什么特权意识。秋季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当Serena还埋头沉浸在在天主教徒和同性恋酒吧项目时，我才意识到，我没有成功地给她注册这门课程。管理部门通知我为时已晚：她不能获得学分。Serena对在非虚构写作课上的遭际——先是被拒绝，然后又被取消学分——的回应是礼貌地询问能否让她完成这个学期的研究工作，然后在春季学期以书面形式重新做一次。这是一个未曾改变的传统：在中国，学生永远尊重老师，即使老师是个蠢货。

当我们从隔离状态中解放时，我让学生们描写一个与疫情的影响有关联的人或机构。在南京附近，Andy的家人认识一个开呼吸机厂的人，于是他去参观了工厂，了解到工厂的产量增长了十多倍。在辽宁，遥远的东北，Momo调研了一家销量断崖式下跌的国有烟草公司。在美国，有报道称隔离期间烟草使用量有所上升。但中国人吸烟通常是为了社交——人们在饭局和酒桌上抽烟，也会把一条条烟当作礼物赠送。一位会计告诉Momo，该公司在新冠疫情后的策略之一——同时无论如何也都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一种全新观念——是向批发香烟的零售商赠送口罩和消毒剂。

我喜欢这些各地生活的吉光片羽。在西安，Elaine去了一家女同性恋酒吧，她注意到老板将一些啤酒暖至温热，因为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冷饮对女性身体不好。西西弗斯描述了一位药剂师，他讲述了如何规避政府的口罩限价令的方法，尽管出于自身的责任感，他没有亲自实践。弘毅则跟随成都一家国有银行的贷款部经理做调查。银行的一个新项目是向受疫情影响的借款人提供贷款延期服务，弘毅报告说，有370人向经理电话咨询这个项目，银行只批准了22个。而在另一家分行，所有申请人都被拒绝了。

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主题——在经济语境下，个人在很大程度上似乎都被视作自食其力的个体。党从来没有允许过对独立工会的保护，而纵观全国，降薪和裁员却在不断发生。4月，中国出现了自1976年文革结束以来的首次经济紧缩。但刺激政策依然缓和：中国政府没有像美国那样向许多公民发放现金，而是倾向于给企业家一些空间，让他们自谋出路。在成都，市政部门允许小贩在街上摆摊。在还没有发起让市容专项整治前的九十年代，这样的地摊十分常见。而现在，这些摊位又在一夜之间浮现了，傍晚时分熙熙攘攘的人群让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成都。

许多摊贩告诉我，他们已从工厂或其他企业的底层岗位中被辞退。但即使是有稳定工作的人，也经常会发现自己被降薪了。5月，当我飞往杭州时，一位国航的空姐向我解释，她和她的同事们是按照飞行时间来计算工资的，现在她只拿到最低的工资——相当于正常工资的四分之一。对于飞行员来说，降薪情况可能更为严重：一位海南航空的飞行员告诉我，两个月来他拿到的工资不到平时的百分之十。我有过许多这样的对话，但人们通常都说自己还好，因为他们有存款。

他们对于安稳也不抱有太高预期。中国的中产阶级还太新，没有到自满的阶段，这也是他们存了这么多现金的原因之一。同时他们也习惯于政策或环境的突变。在河北省，一位名叫Cathy的学生介绍了一位原来经营着一家小白酒厂的老板。2012年，因为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反腐运动，禁止了公款吃喝和其他娱乐活动，他见证了自己生意额的暴跌。

对此，陈先生转而选择了一种与腐败关系不大的产品：牛奶。他成功地转型成为一名牛奶配送商，但是，当新冠病毒来临，一切又分崩离析了。陈老板和他的销售一起开始了为期两个月每天十小时走街串巷的骑行，与沿途每家店的老板攀谈生意。他制定了一系列精妙的促销活动，到5月初，他的销售额已经提升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事实上，我非常感谢这场疫情。”他告诉Cathy，“如果不是这样，我可能永远不会再和销售员一起去串店了。”经历所有的事情后，他依然没有改变自己公司的名字——它仍含有“酒”字。Cathy问，对于一个卖牛奶的人来说，公司名带“酒”会不会成为一个问题。“他们不看你的名字，”陈老板说，“他们只看你做的事。”

虽然政府看起来对公民的经济资源富足抱有信心，但对公共卫生的措施却截然不同。留给个人的选择或义务空间十分有限。隔离政策被严格执行，任何感染者都会被从家中立即带离，并被隔离在公共医疗点。到4月初，所有从国外入境的旅客，无论国籍，都必须在国家批准的处所的严格监测下接受为期两周的隔离。

我偶然在官方的通告上看到中国人对“社交距离”的中文称呼——“安全距离”，但我从来没有听到有人真正说过这句话。当然，这也从未在公共场合得到过执行。隔离解除后，地铁、公交车、火车很快就变得拥挤起来；我去杭州的时候坐的是一架空客A321，185个座位全部被坐满。当我采访商界或外交界人士时，我们和2019年一样照常握手。行人仍然在街上吐痰。在室内和交通工具上仍然强制要戴口罩，但除此之外，人际交往间的接触几乎没有变化。

我女儿的三年级班里有55名学生，复课后人数减少到了54名——一名女生因为随家人去塞浦路斯度假而遭遇滞留。曾经也有人试图把课桌分开，但是，在一个不大的有这么多人的教室里，任何更宽的桌距都会使人寸步难行。学生们进入学校时要通过一个装有体温扫描仪的帐篷通道。走廊上的标牌上写了一首新歌的歌词。

回校之后我们能做什么？

别害怕，听我说。

戴上口罩，好好学习。

它能保护我和你。

起初，大家戴口罩的兴致很高。第一天上音乐课时，我的女儿们被教授如何戴着口罩吹奏木笛——她们掀开口罩下摆，把乐器塞进嘴里吹奏。去学校接她们的时候，我看到老师们把口罩装上了外置的麦克风，连到腿上挂的便携式音响上。但在5月中旬，中国教育部宣布，低风险地区的学生不需要再戴口罩了，于是我女儿们的学校就放宽了规定。一些老师不再戴口罩，尽管几乎所有的孩子还都一直戴着口罩。他们在午餐时发现了废弃口罩的新用途：他们把口罩倒过来，像小垃圾袋一样，在里面装满骨头和其他食物残渣，然后扔掉。

学校安排了定时的课间洗手时间，每天下午校内广播里都会响起播报声：“量体温时间到！”每天，我的女儿们都至少要测5次体温。这套流程从早上6点半开始，班里的家长在微信群里搞了一个叫”接龙”的东西。一位家长会发起#接龙#的话题，并写上自己孩子的姓名、学号、体温，以及“身体健康”的字样。其他家长一个接一个地接着发——”36度5，身体健康”名单随着接龙越拉越长。我的微信通常每天都有六十条左右的这样的信息。八点过后，缺席者会收到不耐烦的催促：“@某某的父亲，请速接龙!”

我生活在对接龙的恐惧中。我的早晨在一团乱麻地摆弄着各种应用程序中度过；一个是我们大学的日常表格，我在上面登记了体温、定位，以及在过去14天里是否与湖北的人员有过接触。如果我错过了中午的截止时间，超负荷工作的工作人员就会温和地发来敦促(4月11日中午12点11分：“何老师，您好，今天还好吗？”)。此外，每天早上我还要分别扫一下女儿们的健康码。我常常感到力不从心，更有些迷惑：在接龙进行的第一个月，我收到了整整1146条陈列着三年级小学生的体温记录微信。

我想知道这其中有多大程度是在作秀。流行病学专家告诉我，体温检测虽然有用，但只是一种粗糙的方法，他们普遍认为保持社交距离比使用口罩更有效。上海的一位流行病学专家说，人们应该戴上口罩，但他也指出，目前还没有有效数据表明作为公共政策，带口罩的效果有多好，因为这也可能影响到日常行为。而且，虽然中国政府自隔离伊始就要求公民戴口罩，但实际上也并不怎么依赖它。在病毒传播严重的社区，中国从未允许居民自由活动，同时也希望通过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以及准确判断等方式来减少传染。

实际上，所谓战略就是持续封锁隔离，直至病毒被消灭。小学从来没有采取过那些更有效但更具颠覆性的措施——减少班级人数、改造学校设施、开展户外学习——因为疫情没有在成都蔓延。而且，政府一方面并不信任人们会在隔离期间循规蹈矩，却又强烈依赖着各类抗击疫情的组织里人们能自觉地努力工作。

我的好些学生，包括Serena在内，都对他们家乡的居委会开展了调研。Serena保持了了她一贯的执着——在两个月内的大多数时间里，她每周都会花两三天时间走访调研一个居委会。她告诉我，在疫情爆发之前，她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些机构的存在过。它们就像进入停摆的古老机构一样：在党对个人的生活干预较多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居委会一度作用突出。但之后的长期以来，它们在大多数居民生活中的地位逐渐式微。

2012年，习主席上台后，着力加强了党组织建设，其中就包括重新重视居委会建设。疫情加速了这一进程，Serena和其他同学都观察到居委会在各自的社区中取得了蓬勃发展。得益于新的政府拨款，居委会雇用了合同工，其中有些是当地被强制关店的老板们。居委会人员挨家挨户地分发资料，询问居民是否去过高风险地区，并协助追踪密切接触者。有时他们也会弄错。1月底，Serena报道过的一名官员被派遣到一个有1136户居民的小区。两天内，他和一些外包临时工们一起从早上八点一直工作到半夜，每家每户地爬楼梯敲门。但他们漏了一户：当无人应门时，他们没有留下便条，也没有回去进行复查。

很快，这种错误就不会再犯了。在Serena与委居委会成员相处的日子里，她观察到他们变得更加职业了。他们开始认清自己的角色，以及疫情的风险。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有53名居委会工作人员在抗击疫情的工作中徇众。其他人则因为极其细微的疏漏而被免职或受到处分。这就是Serena家乡那位漏了一户的官员的遭遇——他被要求写一份自我批评，这又是党一项的历史悠久的传统。他告诉Serena，事后证明那户人家里恰好出现了那个小区里唯一一例新冠病例。居委会成员敲门时，那个住户——就叫他刘先生吧——正在洗澡。

在一周前的一次聚会上，刘先生曾和一个DJ聊了很久，后来才知道，他是被一个湖北来的人传染了。刘先生三十五岁，单身，精力充沛。在市政府管辖的一个微信公众号上，列出了他在接触患者后的详细行踪。在中国，这样的行踪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可以被当地居民轻易获得。刘先生的行踪记录里显示，在他不知不觉被感染后的前三天里，他去了一家酒吧、一家商店、两家药店、三家加油站和六家餐厅。刘先生的口味甚广，从煎饼店到美蛙鱼头，兼容并包。他接过了一个姓黄的朋友，去看望过年迈的父母，去过上班，然后发烧了。发烧后，刘先生又辗转去了几家药店，然后又去接了一个姓李的朋友；又去看望父母；又去参加一个聚会。在公众号的描述下，刘先生就是四川东北部的刘波德·布鲁姆（化用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书中用意识流的方式记载了主人公奥泼德·布鲁姆在都柏林一整天的漫游），他的城市征途史诗里的每一步都被记录下来，看得人惊心动魄。这家伙什么时候才能停下脚步？

这种事无巨细的行踪记录是由中国疾控中心培训的疾控流调员编写的。中国疾控中心大约有三千家分个分部，每个分部大概有一百到一百五十名工作人员。尽管人数众多，但如同中国公共卫生事业一样，疾控中心历来经费不足。

大约有1万名流调员在武汉工作，而中国80%以上的死亡病例都发生在武汉。流行病学专家告诉我，流调员被分成五到七人的小组，每个小组由一名受过正规公共卫生培训的人做组长。其他小组成员可能没有卫生从业背景，但他们就像我的学生一样，由那个注重细节的教育系统培养出来，而且他们往往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许多流调员在居委会或包括公安系统在内的其他政府机构工作。随着疫情的传播，全国各地都成立了追踪小组，疾控中心还聘请了其他具备专业技术的人员。

在上海，一个叫江熹霖的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受聘负责疾控中心和盖茨基金会好几个项目的工作。江熹霖在牛津大学读博士三年级，研究基因制药和统计学。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他获得了牛津大学的罗德奖学金。3月初，江同学有些担忧英国初期轻视疫情的处理方式，便向请求导师们允许他回中国远程学习。“他们都觉得我在那个时间点想回国简直是疯了。”他告诉我。

在上海，江同学协助疾控中心建模、编程、写提案。”第一个周末，我在周日晚上12点接到一个电话，”他告诉我，“没有人说’很抱歉这么晚打扰你’这种话。他们只是说，‘你那个提案写完了吗’？我说，‘没有。’他们说，‘我们需要在明天中午前拿到这份报告’。”他很快就习惯了这样的命令。江同学还了解到，如果深夜打来一个电话但那头没了声音，往往意味着电话那头的人已经累到睡着了。

那时，许多海外留学生学生和其他人都在回国。如果能知道他们的行踪，会很有帮助，所以江同学写了一份提案，要求微信所属公司腾讯提供回国人员的I.P.登录信息。“他们以数据隐私为由拒绝了我”。他被告知，腾讯坚决反对其数据以这种方式被使用。

有一次，我和江同学在上海吃饭时，他向我展示了我们的手机是如何通过蓝牙自动地互相感应感应的。这种数据可以用于查出谁曾密切接触过感染者。在另一次疾控中心的工作会议上，他的一位同事建议使用这个工具。但她的想法很快被否定了。“他们说，‘这违反了数据保护规定，我们不能这样做。’”江同学讲述道，“这着实让我很惊讶。”

这也让我挺惊讶的——鉴于之前那么多强硬的隔离政策，我曾以为政府会使用任何可用的工具。但其中似乎存在一些来自知名科技公司的阻力。腾讯和阿里巴巴帮助政府开发了“健康码”应用，协助监测和控制病毒在公民间的传播，但这些工具远不如韩国和新加坡使用的程序成熟。在欧洲，基于谷歌和苹果的软件所开发的病毒预警应用已经被下载了数百万次，这些应用依靠蓝牙信号来检测是否与感染者有密切接触。

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健康码主要通过手工登记来记录用户位置的变化：例如，如果用户在机场用他的身份证值机，或者车牌在收费站被记录下来，这些信息就会被记录。上海的一位流行病学专家告诉我，中国某个科技产业蓬勃发展的城市曾委托开发过一种更完善的工具，它将GPS数据和人工智能结合可以任何接近感染者的人发出预警。“但那个系统从来没有得到过使用，即使在那个城市，”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说，“由于数据隐私问题，它无法通过政府部门的审批。”他指出，虽然一些应用程序通过手机信号塔追踪定位，但它们并没有使用更为精确的GPS数据。

“可以说，对新冠最有用的是旧科学的方法，”他继续说，“方法论都是五十年甚至七十年前的，从未改变。”江熹霖告诉我，当自动采集数据的建议被否决时，其他疾控中心工作人员都有些抱怨。但随后他们还是全力以赴，继续做着那些艰苦的电话或当面随访的工作。疾控中心的策略是，只要有新的病例出现，就会立即打电话给疾控流调员，哪怕是在半夜。他们要在八个小时内完成追踪工作。

6月，在北京连续五十六天没有本土确诊病例的报告后，一个被称为“新发地”的农贸市场突然爆发了疫情。上海的流行病学专家告诉我，这个地方管控得很好：人员需要佩戴口罩，任何人进入都要出示健康码并测量体温。即便如此，还是有三百多人被感染，所有的预警系统都没能在初期发现。第一次预警来自于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子，他感到不舒服，便到医院要求做检测。这又是一个依靠旧科学的例子：有效的公众宣传。该男子不仅发现了自己的症状，还按照官方建议骑自行车前往医院，以免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感染他人。之后，政府封锁了北京部分地区，一个月内，近1200万居民接受了核算检测。北京每天有能力检测四十万人。

“最近这些在数周没有确诊病例的地方所爆发的疫情表明，这种病毒很难被完全消灭，”香港大学医学院长梁卓伟告诉我，“新冠病毒往往超级传播的情况下聚集，可能会突然出人意料地爆发。”

病毒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四川东北部的刘波德·布鲁姆，他在城市里未被检查地漫游了8天后，似乎总共感染了0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处分结果并没有说明意义：刘先生所在城市的一名居委会工作人员被处分，就如同北京的疫情导致6名官员受到处分一样。刘先生本人的病情从未变得严重过。他在新冠专用病房隔离了一周，感觉良好，核算检测结果为阴性。然后，又在宾馆里被严格隔离了近两周，检测结果又变成了阳性，于是又重返医院隔离。等到刘先生终于被释放回有着药店、加油站、美蛙鱼头餐厅的世界时，他已经在医疗隔离中度过了整整六十五天。Serena通过电话请求采访，但一位居委会工作人员说，这段经历使得刘先生的心理极度脆弱。

在4月下旬，第九周的时候，我和一个大一的班级一起批阅了一些学生的作文。在课程结束时，我询问是否有写作方面的问题。长久的沉默过后，一个学生在文本框里输入：“你能谈谈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吗？”

在整个学期里，中美之间紧张关系的阴影一直笼罩在我和学生的交流之上。第三周，一名中国官员在Twitter上声称，美军可能将病毒带到了武汉；第四周，唐纳德·特朗普开始提及“中国病毒”这个词。在美国人的死亡人数超过中国之后，第六周时，美国的病例数开始暴增：第十周时，美国的死亡人数是中国的十倍，到第十五周，死亡人数变为中国的二十倍。在第十六周，我的非虚构写作课程讨论了《纽约时报》驻北京作者IanJohnson一本书里的节选内容，我告诉他们，Johnson的签证早在第四周就被注销了。这只是两国政府之间针锋相对的一部分：两国政府轮流驱逐对方的记者。

这学期末，有些学生的作文提到了弗洛伊德（译注：Freud，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之死，起初我很困惑。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学生读到关于乔治·弗洛伊德（Floyd）的中文新闻报道后，将这个名字机翻回英文的结果。即使科技有了很大的进步，距离还是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在这样的时境下，我更渴望能有面对面的交流。我尽最大努力谈论太平洋彼岸发生的事情，但学生们对通过音频和文字发表自己的意见仍有所顾虑。我还记得在九十年代，当谈论那些可能让一教室的中国学生不适到垂头丧气的话题时（例如文革或是中国的排外主义，或者任何提及这个国家贫困的话题），我有多么依赖视觉要素

如今，在更加繁华的成都，人们在当面交谈时，少了些敏感，少了些拘谨。他们嘲笑着特朗普——在很多人眼里，他并不值得重视。随着春日消逝，人们的谈话里常常包含一个标准结论：疫情表明，中国人重视生命胜过自由，而美国人则持相反态度。我不喜欢这种扁平化的陈述，因为它没有考虑到一开始中国对病毒的隐瞒，也没有考虑到政府在新疆和香港的政策，更没有考虑到任何其他民主国家在处理危机时都比美国做得好得多。（再说，美国也没有国营烟草公司从事“买口罩送万宝路”式的促销活动）。我试图传达这样一个观点，即当前美国的失败并不能狭隘地反映出民族个性或价值观，而是体制的崩塌：这是一场领导力和体制结构的危机。

而中国在许多方面的战略在美国或其他任何民主国家都不可能被采纳。对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个人的严格隔离政策同样适用于儿童，即使他们是无症状感染者，也要与父母分开。6月，一名一岁的巴基斯坦婴儿乘飞机抵达中国，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之后这名婴儿被隔离并接受长达一个多月的医学观察。

这种戏剧化的极端例子往往会使人忽视中国的应对方法中更有成效的一面。在上海的中国流行病学专家也曾在美国工作多年，我问他，美国人是否有什么可以从当下的中国现状中学习的地方。“社区介入。”他脱口而出，“我们在美国没有居委会体系，但找到一些类似的替代方案是分重要。”他指出，如果美国的相关体系有适当的资金支持，公共卫生服务或许可以达成这一目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的流行病学专家JenniferNuzzo告诉我，在美国，追踪密切接触者是一项失传的手艺。“我们对2019年的麻疹爆发做过一次调研，发现他们极少进行密切接触者的追踪，”她说，“这是一项极为资源导向的工作，但公共卫生系统已经遭到破坏了。”

从我的角度看，其中也有教育和精力的问题。抛开中国的学校教育涉及到的政治灌输不谈，教育在制度上还是教育人们要尊重科学。艰苦奋斗是另一大核心价值观，从某种程度上社会因此而在保持优势的同时繁荣发展。近二十五年前，我教过的年轻人都是被脱贫的动力所驱使前进的；如今，在竞争激励的大环境下，我的中产阶级出身的学生们似乎也要努力奋斗。这样的品质与抗疫十分契合，至少在政府机构有效引导的情况下是如此。相比之下，美国人的反应往往显得很消极——即使是有文化的公民似乎也认为，遵守隔离令并且在公共场合戴上口罩就足够了。但任何控制疫情的尝试都需要有组织性的积极努力，而且需要强有力的组织指导。

相反，艰难挣扎的美国领导层似乎对寻找替罪羊更感兴趣，有时还带些种族主义色彩——比如“功夫流感”和“中国病毒”这样的形容。整个春季，中国政府不时地对美国和其他外国进行抨击式的回应，但这种紧张局势对我在成都的生活影响不大。日常交际仍然很友善，人们经常特意告诉我，政府之间的问题与我们这些个体无关。

但我仍然担心我的女儿们，她们是这所学校两千多名的学生里唯二的西方人。整个春节，我们的孤独感日益递增：我的大部分美国朋友都离开了，在街上很少能再见到外国人。五月底，女儿们告诉我的妻子Leslie和我，他们班上的一个男孩发表了一些反美言论，但我们没有对老师提起。实际上，所有女孩的同学都对她们很热情，而且，新闻上的接连报道，似乎难免会引起零星的反美情绪。那个星期，乔治·弗洛伊德被杀，美国因新冠而死亡的人数已接近十万。

不过，老师迅速给出了回应。之后那周周一，她站在全班同学面前，用中国人那强调科学、教育与奋斗的方式讲了一个故事。她谈到了埃隆·马斯克，描述了他位于加州的特斯拉公司如何在之前一个周末成功地将一枚载人火箭发射到太空。在故事的最后，她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第十六周，我终于回到了教室。一个多月来，一直有传言说，本科生会像其他一些省份一样顺利返校。但最终总要由地方官员排版，因为在中国的体制下，一旦疫情爆发，他们才是要被处分的对象。在四川大学，拍板的人似乎认为不值得冒这个险。高年级学生被召回参加期末考试，还有其他提出特殊需求的学生也可以返校，但学校仍鼓励大多数低年级的本科生继续留在家里。我很失望，我本来盼望着最终能见到大家。但我的大一学生们没有一个人回到校园。

最后，它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作秀：一场彩排。川大引进了防疫帐篷、快递机器人和人脸识别扫描仪，但我感觉到，管理者主要是在测试系统设备，为秋季学期做准备。中国的流行病学专家告诉我，他们在担心第二波疫情的可能性。尽管中国目前取得了阶段性抗疫胜利，但他们似乎从未感到满意。“缺乏长期规划，”上海一位流行病学教授直言不讳地说，”没有一个国家做过长期规划。”另一位流行病学专家对缺乏社会距离表示担忧，他认为中国需要准备好一种不像隔离那么激进，但又比戴口罩更有效的措施。“这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他告诉我，“中国疾控中心里有一些聪明人意识到这一点了。”

返校后的第一周，只有四个学生来上我的非虚构写作课。Serena、Emmy、Fenton和西西弗斯。这就像在一个有听众的演播室里——我们五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但同时用耳机和麦克风与其他仍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同学连线。每个回校的同学都有各自的理由。Emmy是唯一一个来自农村的学生，和Serena一样，她已经厌倦了在又吵又挤的家中生活。Fenton需要在大学校医院治疗牙齿。而西西弗斯作为大四学生，需要回来参加考试。

他来的时候戴着口罩，但看到别人都没戴后，他就把口罩摘了。他个子高高的，头发微微卷曲，他说秋天他将去上海读经济学的研究生。看来大部分毕业年级学生都要读研了，政府为了减轻就业市场的压力，计划了研究生扩招。

即使在线上，我也能感觉到西西弗斯很腼腆，因此我也从来没有为难他，问过他名字的由来。但现在我问了，他的脸微微泛红，解释说，这是他高中时选的，因为喜欢希腊神话。

“那现在石头在哪里？”我问道，“在高处还是低处？”（译注：西西弗斯是希腊神话中人物，每日周而复始地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又因太重而滚下）

西西弗斯那手在胸前比了比:“在中间。”

我常常在想，这个春天的经历对这些年轻一代“新冠下的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离历史如此之近，而且我居然是在报道历史。”Serena在最后一次作业中写道，“我想我要从现在开始认真记录了。”她说，与居委会打交道，见证官员和警察在抗击疫情的经历也让她对上一学期的研究有所思考。她意识到，过去那些尽心尽责、勤勉工作的居委会人员，却也曾与天主教徒和同性恋等群体针锋相对。“他们都是好人，”她写道。“他们只是碰巧身处不同的立场，有时还处于对立的境地中。”

在整个学期里，我一直试图与耳机另一端的那些声音进行交流，我也知道这样的交流在今后会变得越来越困难。有不少学生放弃了出国留学或赴美读研究生的计划。7月，在特朗普政府下令关闭休斯顿的中国驻美领事馆后，中方作为回应，关闭了美国在成都的领事馆。中美关系中的一些伤痕注定是长久存在的，且无论从哪个方面，两个国家的经验都已经出现分歧。7月初我提交期末成绩时，美国每两天通报的新增确诊病例比中国在整个疫情期间通报的病例总数还要多。

而一个中国青年从危机中得到的教训，也很可能与一个年轻的美国青年截然不同。在我的学生们的最后一份作业中，许多人表示，对他们的政府重燃信心。从牛津大学回到上海的罗德学者江熹霖告诉我，他也注意到了来自复旦大学的精英阶层的同龄人的变化。“即使是我最反政府的朋友也开始对政府产生了信心。”他说。在我的最后一调研查中，我让学生们用1-10之间的数字来评价对未来的感受，其中1代表最悲观。在一切——中美关系的崩塌、全球疫情的爆发、世界上超过50万人的死亡——发生之后，大家的平均评分是7.1分。

第十七周的最后一节非虚构写作课，只有三个学生来参加。西西弗斯走了：像所有的高年级学生一样，他提前毕业了。Serena、Emmy和Fenton不知从哪里得知了前一天是我的生日，他们举办了一个惊喜的派对。机器人给他们带来了气球、彩纸和可以拼出生日快乐的字符，他们还让人把蛋糕和一种叫冒菜的四川辣菜送到校门口。Serena把全国各地同学的留言和照片打印装订成册。其中不乏中国式的自嘲：“谢谢您看了我的拙作（对您来说挺受折磨的吧）。”一位学生写道。

四个月来，我通过他们的声音、文字以及调研项目中认识了他们。现在，在生日书页中，我终于看到了他们的脸庞：Cathy，那个在河北调研了那个卖酒和牛奶的老板的女生；Elaine，那个混迹于西安女同性恋酒吧的姑娘；弘毅，那个跟着成都银行经理跑的小伙子。如同我们一学期都在强调的，细节很重要，Patrick戴着眼镜，Dawn留着齐肩长发，Meredith带着一条小狗站在沙滩上。和以前的照片不同，所有的学生都露微笑，仪态自然。我总希望我们能亲自见一面，但仅仅是知晓他们在世界上的某处，就让人足够开心了。